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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犯罪学上的犯罪观

“犯罪”一词对常人来说唯恐避之不及,认为但凡与“犯罪”沾边的东西,大都是恶的,而惩治犯罪的东西,大都是善的。但在理性的法律人看来,犯罪是完全可理解的行为,犯罪的产生、发展和结束,既异常,又再正常不过了。本文根据犯罪学课程的内容,从犯罪的概念、原因与反应,来阐述笔者个人的犯罪观。

一、什么是犯罪

法律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对于所有的概念都要有严谨周密的定义。谈及犯罪,必然不能绕开犯罪的概念。大多数国家对于犯罪的概念都是具有阶级性的,比如1960年《苏俄刑法典》规定:“凡刑事法律所规定的侵害苏维埃的社会制度、政治和经济体系,侵害社会主义所有制,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政治权利和自由、劳动权利和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及其他权利和自由的危害行为,都认为是犯罪”。[1]法国刑法学者认为,“最一般意义的犯罪, 是指因扰乱社会秩序而由社会予以刑罚制裁的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2]我国刑法对于犯罪的定义是:“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3]日本刑法理论中有将犯罪定义为“刑法所规定的可罚行为”[4]或“刑法上规定可罚的行为”[5]。英美法的传统观点认为, 犯罪就是应受刑罚处罚的本质上不道德的行为”,“是将招致社会的正式和严肃的道义非难的行为。”[6]格兰威尔·威廉将犯罪定义为“能够引起刑事诉讼,并导致刑罚结果的行为。”[7]

以上无论是形式上的犯罪概念还是实质上的犯罪概念,都可以提取出这样的两个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其中我国的犯罪概念还包括应受处罚性特征。关于社会危害性,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的定义,这里的社会究竟是横向空间维度上的社会,还是纵向时间维度上的社会?如果是后者,那么它便是超阶级的,如果是前者,则仅仅是区域性的。正常理解,它应该是属于前者,但笔者认为,如果将其解释为历史阶段的“社会”,是否会提升一个高度,增加一些普世的意义呢?关于刑事违法性,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犯罪作为一种行为,理应出现在法律之前,在人类出现之时,便有犯罪之行为,如果违法才算犯罪,那么如何去理解法律之前的犯罪行为?如果法律出现的前一天不算犯罪,法律出现的后一天算作犯罪,这个“犯罪”是否归于狭隘?当然,法律出现之前或者国家出现之前的人类犯罪行为,与其他动物的“犯罪”行为是不同的,人类的犯罪应该包括罪过性的因素。动物的一些蚕食同类、盗窃等行为,是不具有罪过性的,它们的行为均建立在趋利避害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上,虽然人类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人类却有意识会思考,这是与动物的根本不同。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等因素,从人类自身给犯罪下一个广义的定义,它应该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足以危害社会和个人的非道德的、违反所在国家法律的罪过性行为”。

二、为什么会有犯罪

前文提到,人类有意识会思考,因此在寻求犯罪原因时,肯定离不开对个体生活经历和外部环境影响的关注,当然还有对生物学、心理学方面的分析,笔者并不否认其合理性,但笔者想从行为学的角度来表达对犯罪原因的看法。

众所周知,人具有社会性和动物性的双重属性,那么我们可以暂且简单地将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与社会性相对应,将个体生活经历中的非社会性的部分与动物性相对应。之所以要将个体的行为分为社会性和非社会性,是因为人类的许多行为,并非都会与社会相关,而仅仅是作为一个动物所正常表现出的行为。人类与外部环境交互的社会性的行为,几乎都是由大脑控制的有意识的行为,但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是潜意识从深层支配着人的整个心理和行为,成为人的一切动机和意图的源泉。那么我们在研究犯罪原因时,就不能绕开这些内驱力来讨论外在行为。也正因如此,行为学有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学会从生物学角度来思考问题,既知道本能驱力的威力,又了解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义务以及美好意图的软弱无力,并且还能用一些精神病学以及深刻的心理学知识来看待社会行为失常的形成原因,那么他将不会像一个情感火热的纯情少女一样,用一种自以为是的愤怒来严厉谴责“违法乱纪”分子了。[8]

在行为学中,犯罪归属于侵犯行为。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将人类的侵犯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动性的掠食行为,一种是满足进化和发展功能的争斗行为。两者都是由本能所驱动的。既然侵犯是人的本能所为,那么侵犯的力量和动机是不会间断的,因此应该不时地给予释放机会,以免积累太多时,导致不可收拾的总爆发。[9]这种爆发,对人类总体而言就是战争,对于个体而言,就是犯罪。当然我们有理由让两者通过体育赛事和登山探险的方式进行平和疏导。

生物的这种本能的内驱力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学会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时,许多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释。比如婴儿抓取身边物品并往嘴里送的行为,如果是传统的解释,便会说是因为婴儿的好奇心或者外部环境对婴儿感觉器官的刺激,但这仅仅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如果用行为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行为,那就是因为人类在婴儿阶段不具有捕获食物来满足自我生存的能力,在没有母乳哺育的情况下,婴儿必须能够从手边的物品中寻找食物来补充能量。而那些不具有这项”技能“的婴儿,就被自然淘汰了。基于这种内驱力的驱动,婴儿才会进入下一个行为阶段:求食行为,这个阶段就可以用之前的解释了。

通过上面这个例子来反观犯罪行为,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行为是那么的“合理”,当然这种合理只是说符合自然法则或者人类动物性的一面,比如某些故意杀人、盗窃、包庇等犯罪,通常由人的本能或潜意识来驱动的。而一些诸如经济犯罪等,就偏人类社会性的一面,是由人的意识所驱动的。那么对于前者来说,这类犯罪的出现,只能说是人类自身的缺陷,在其他动物中,也会出现诸如杀戮同伴的行为,甚至诸如雌性螳螂交配后吃掉雄性螳螂的特别残忍的案例。而之所以大多数人不会去犯罪,是因为通过后天的成长和环境的影响,自我克制的结果(这里无意讨论人性本善或恶的问题,笔者认为两者都有,一切归于人的原始冲动和本能)。

三、如何对待犯罪

那么最后关于犯罪处遇观的问题上,基于上面对于犯罪原因的分析,笔者的观点很简单:善待犯罪。犯罪因子是人类或者说动物与生俱来的(如果其他动物的“犯罪”也能称之为犯罪的话),而我们之所以对猫狗间的杀戮不以为然,而对人与人之间的杀戮不能容忍的原因,不仅因为身为同类感同身受的强烈情感,还因为死者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关系。一个人的死亡,会对他身边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但我们剥夺凶手的生命时,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是如此么?而正面影响仅仅是矫正正义、惩罚或者预防犯罪。但是严厉惩罚是否能够实现正面影响一定大于负面影响呢,是否能实现制定法律的初衷呢?笔者认为可以,但并不是最好的方式,或者说这种方法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类能够实现的最好的方式,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方式来将其取代。

而在这之前,我们对待犯罪,也应有一种“天饶一下, 地饶一下, 我饶一下”的情怀,认识到个体的犯罪,社会也有责任,犯罪人的犯罪,是人类共同的悲哀,一个人被判死刑,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沾有鲜血。对于许多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我们能够否定的只能是他的过去,而不能用死刑或严厉的刑罚来剥夺他的未来。人是可以改变的,而我们不能因为自身的无能,无法解决问题,而索性直接让问题归于消灭,这是逃避。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应该是直面犯罪,寻找人类会犯罪的原始内驱力,然后通过制度设计或技术手段来诱导、遏制这种内驱力。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会找到一种解决犯罪问题的机制,当下我们虽然依旧要使用刑罚,但要慎刑轻罚,理解、尊重并善待每一个的犯罪人。

 

 

 

[1]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七条。

[2] G. Stefani等著,泽登俊雄等译《刑事法》(刑法总论) (日文) 第4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

[4]福田平、大冢仁著, 李乔等译《日本刑法总论讲义》,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38 页。

[5]朱华荣主编:《各国刑法比较研究》,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 109 页。

[6]李居全:犯罪概念比较研究,法学评论,1998年第 2 期。

[7] CRIMINAL LAW: TEXT AND MATER IALS written by C. M. V. C larkson and H. M. Keating, published by Sweet &Maxwell 1984, P62.

[8]康拉德·洛伦茨著,徐筱春译,《人类文明的八大罪孽》,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

[9]康拉德·洛伦茨著,徐筱春译,《人类文明的八大罪孽》,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注:本文系作者课程论文,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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