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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从以往来看,如果抛去银行的存取款业务,我国的金融消费者在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群体中,所占比例并不多,未能引起立法机构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涉及金融,从新颖的“宝宝类”产品,到货币基金、债券基金,再到P2P网贷,可以说这些过去不怎么亲民的金融投资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被普通消费者所接受。而随之所带来的问题就是,金融产品这类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认知成本较高,并且具有风险,而普通消费者不能或不想去了解这些产品,只凭对销售者的宣传而盲目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出种种问题。因此,相对于以往任何时候,现在更需要行政或立法手段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一、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的界定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并未对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确定了其保护的对象。换句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仅仅是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那么“生活消费”这一关键目的如何把握?黄牛党的购物行为算不算生活消费?个人从网上抢购一台手机转手卖出算不算生活消费?所以对生活消费的的范围应做广义理解,购买者不一定是直接消费行为的实施者,但最终消费的主体依然是自然人。

那么如果有人购买了一份金融产品,比如人身保险,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呢?在现实生活中,保险需求就像衣食住行一样,是个人消费生活需求的一部分。我国虽承认保险消费者,但相关案件并不适用《消费者保护法》,而在瑞典,消费者保险法适用于消费者为私人目的而与保险公司订立之保险合同,同样的,日本在2001年4月1日施行的《消费者合同法》和《金融商品贩卖法》两部法律都以消费者保护为出发点,这两部法律均适用于保险合同。[1]此时就面临一个问题,在我国金融消费者不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得不到“生活消费”的消费者一样的保护待遇,是对消费者的概念或者“生活消费”的理解出现了问题,还是《消费者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出现了问题呢?

在法律上,我国并没有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但国外立法对其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2]。台湾地区出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3],界定金融消费者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在我国,法学界普遍接受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但对于其中投资者和普通金融消费者如何众说纷纭,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郭丹教授郭丹分三点论证个体投资者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一是个人投资赚钱,归根结底以自身消费或家庭消费为目的;二是个体投资者不可避免处于金融信息的弱势;三是域外发达国家有将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先例。[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方平研究员把包括投资高风险产品的所有主体全部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畴,仅以“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为限,排除专业投资机构。[5]据此,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应该是购买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来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的不具备专业金融知识的自然人。

二、金融消费者面临的问题

2013年是互联网金融的元年,余额宝的大获成功,让其背后的天弘基金规模一跃成为国内最大规模基金。[6]各大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都纷纷推出自己的金融产品来吸引广大网民的资金,包括阿里系的众筹产品娱乐宝、腾讯的货币基金财富宝、京东的信用卡产品京东白条、以及工行天天益、民生银行如意宝等,虽然大部分产品都是以货币基金为主的金融产品的再包装,但的确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参与其中,单余额宝一项产品的用户数,就已突破1亿人[7]。

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和金融产品新形态,在市场监管方面必定存在一定问题,这也是此前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被紧急叫停的原因。[8]而消费者面对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的金融产品的发售者,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不能很好地实现。金融产品不同于日常消费品,一般消费者只是停留在知晓基本国家政策、基金利率等基本概念的水平上,对于金融理财产品风险、金融市场风险等方面并不精通,金融机构为了实现吸引资金的目的,不根据消费者自身情况擅自向向普通消费者推荐高风险金融产品,即使消费者购买风险等级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不符的金融产品,往往只需要轻点鼠标就可以跳过风险提示直接购买,与传统方式相比,网页上的风险提示远远达不到提示消费者的效果。与此同时,擅自夸大金融产品的投资收益,不实宣传、虚假陈述现象比比皆是,致使缺乏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风险性无法完全理解。

其次,金融消费者金融隐私权受到侵害。近些年来,用户信息被非法买卖的事件层出不穷,但过去往往只是用户手机号、住址等信息,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在设计金融理财产品时,往往只注重经济利益的追求不注重如何从技术上避免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泄露,避免个人的资产量、收入水平、银行账号等信息也会被恶意泄露和利用。这些个人隐私不仅关乎消费者的人身信息更关乎消费者的财产信息,并且数额较大。更有不法分子通过窃取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来盗取密码,进而盗取财产的违法犯罪现象。

最后,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也容易受到侵害。在互联网金融的交易过程中,通过诱导的方式,让用户填写个人账户信息,开通快捷支付等敏感业务的事件屡有发生,而通常消费者在开通这些业务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明确示或者明确开通后果。而且在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中,比如P2P网贷,大量小型平台卷款携逃,大量用户蒙受损失,而这些平台所吸纳的资金停放在哪个银行、招标产品是否虚假等问题,用户都不得而知,环节多举证难、过程复杂时间长等成为互联网金融维权时的拦路虎,这使得用户的财产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完善建议

造成上述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立法和监管跟不上,出问题前监管部门监管不力,出问题后消费者无能为力。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完善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首先,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尚处于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这导致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尤其是理财产品)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区域,而消费者的权益自然得不到保障。前文提到,金融消费者是不适用我国目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那么就可以采取两个方法来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纳入法律的保障范围中来。在近期,可以通过对“消费者”进行扩大解释或者进行法律修订的方式,将金融消费者纳入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中来。长期来看,可以参照国外立法,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规范,给予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改变金融相关法律只对消费者保护做原则性规定的局面。

其次,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完善争端纠纷解决机制。目前中国实行“一行三会”的模式,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重心都不在消费者保护方面,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行使金融监管权的同时,将重心放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上,防止和减少金融消费者由于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而遭到不公平待遇,甚至巨额财产的损失。同时该机构可以与消费者组织、金融行业组织之间建立长效的沟通机制,加强联系与协作。由于大量金融消费者缺少专业的金融知识,可另外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投诉部门,便于帮助金融消费者迅速解决金融消费纠纷,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最后,要加强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在国外,金融教育被纳入到了教育大纲中,每年政府也有专项资金来支持金融知识的普及工作。因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宣传金融产品的同时,也应加强金融知识的教育和宣传,使金融消费者正确识别、充分了解现代金融产品和服务及其风险,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减少由于消费者不知情而引发的纠纷。

毫无疑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全球大势所趋,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甚至会引发金融革命。然而,正如世纪之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当年的证券化革命引发了次贷危机一样,若行政和立法在互联网金融出现之时有所动作,不理会其中蕴藏的潜在风险而疏于治理,造成市场的混乱甚至出现经济泡沫,那么这最终将阻碍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希望有关部门和机构能够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加大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包装,实现金融市场和网络经济的繁荣稳定地发展。

 

 

 

 

[1] 界定保险消费者概念:http://finance.people.com.cn/insurance/GB/16852747.html

[2] 何颖:《日本金融制度改革的新趋势:加强金融消费者立法保护》上海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

[3] 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四条,2011年12月实施。

[4] 郭丹:《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载《学术交流》,2010年第8期。

[5] 方平:《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相关问题研究学术交流》,载《上海金融》,2010年第7期。

[6] 截至2014年6月30日,余额宝规模达5741.60亿元,为国内最大、全球第4大货币基金。天弘基金公募资产的管理规模达到5861.79亿元,在所有基金公司中排名第一。

[7] 根据7月1日天弘基金发布的《余额宝运行一周年数据报告》显示,用户数在二季度突破1亿关口。

[8] 比如2013年10月24日,百度理财产品“百发”,其宣扬年化收益率涉嫌违规,被监管部门紧急叫停。

 

注:本文系作者课程论文,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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